可是宋志平不但破解了难题，而且走出了转型成功的新路子。

上，指的是创新和升级，企业通过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来减少对低成本劳动力的依赖。这说明我们可以通过改善条件，鼓励更多企业参与研发、增加研发强度，来扭转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趋势。

第一个特征是有利的子女比例。面对不断上涨的工资水平和疲软的外部需求，中国企业需要做出一个艰难的抉择：进、出、上还是下。当独生子女一代进入适婚年龄，年轻的男性面临着竞争极其激烈的婚姻市场。伴随着信贷大规模扩张，国企获得了更高比例的信贷。在以上策略中，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决定性因素是中国企业能否实现创新升级，以及创新升级的速度有多快。

另一方面在政治上有很大的话语权。改革在短期内是残酷的，城市里数千万工人被迫从国企下岗，然而中国的失业率并未因此大幅上升。北京和内地的一些城市的管理远远落后了。

到底谁的声音更重要？是领导的声音重要，还是广大城市居民的声音更重要？是户籍人口的声音重要，还是所有人口的声音重要？我们不能为了少数群体的利益，去剥夺更多人的权利。产业发展、人口结构改善需要外来人口 《财经》：一些观点将外来人口区分为高端人口和低端人口，认为大城市不需要大量低端的外来人口，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李铁：城市的活力体现在开放度上，开放度不仅仅是对所谓的具有一定的知识、技能、资本的人口。这些外来人口的年龄层多在16-45岁，他们在原居住地可能就是普通农民，但却肯于背井离乡去创业、打工，意味着他们本就具有非常灵活的头脑和敢于创业和闯天下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是当地城镇和农村的精英，他们来到城市打工就业闯天下，他们代表了城市的未来。其实，如果政府认为城市店铺有损形象，财政可以拿出一部分钱，帮助经营者们改善门面、设计门面，还可以早早地细化监管措施，使之更好地满足城市的需要。

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大量城乡接合部、城市郊区，原来的小镇、村庄里，厂房和出租屋里，确实生活着大量农民工和外来人口，他们的收入和就业水平决定了他们只能居住在这种廉价的住房内。我们现在过多地强调现代化，忽视了城市离不开这批从事简单和熟练技能的劳动力群体，也离不开为这一群体服务的人口。

那么，在资源集中、承载大量人口、阶层差距巨大的大城市中，解决这组矛盾显然需要更多智慧。但是他们很少采用排斥和撵人的做法。从事不同劳动的年轻外来人口大大改善了这些城市的人口结构。《财经》：回过头看，大城市的一些突发性事件为什么会发生？政府应该做什么，除了城市边缘的居住区，还有违章建筑，应该怎么处理？ 李铁： 北京，乃至全国发生的一系列问题，不是因为外来人口的存在，而是由于政府的管理、监督和服务不到，特别是服务仍然不到位。

几个月前，整治穿墙打洞的行动已为城市换上了一副新貌，也使得众多服务业人员离开了原先的工作岗位。《财经》：这些服务业所需要的技能水平似乎不算高？ 李铁：不是低端的问题，而是劳动的复杂化问题。城乡接合部的廉价饭店、廉价出租屋实际上就满足了此类需要。显然我们仍然习惯于一刀切，一阵风和强制的做法。

我们不可能因为这些旅游者的收入水平低，也把他们作为低端人口挡在北京的大门外，我们甚至还要欢迎他们进来，那我们难道不能考虑到怎么对他们开展服务吗？当然市场是会提供的，各种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也参与期间。简单劳动也需要熟练技能，这样才会出现好的饭店服务员、好的宾馆服务员、好的快递员，好的家政服务员。

政府在进行管理和服务时，不应内外有别，所谓人民不仅仅是户籍人口，而是所有人。北京五环内的面积大约是667平方公里，居住着1000万人口，外来人口就业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选择租赁住房也会本着就近的基本原则。

《财经》：国内与城市发展相关的宏观政策是什么导向？ 李铁：就这个方面来说，习近平总书记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两个核心问题，第一是如何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第二是如何构建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和加快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无论是高端产业、低端产业、创新型产业、传统产业，在各类产业工作的人们都离不开衣食住行，可以说无论哪个阶层和岗位都需要各类服务业的支撑，否则城市就会陷入崩溃。政府的服务要跟上，包括小区怎么改造，消防怎么做等，需要政府更加细致的服务。我们总是提及要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这是因为过去的计划经济导致了大量行政权力集中在北京，各种相应服务经济跟着总部经济来到北京。北京和上海如果没有外来人口，北京的老龄人口就会达到25％以上，上海的老龄人口更是达到30%以上。如果在中关村工作，同时住在南面的大兴区去租赁公共租赁住房，肯定会增加城市公共交通的压力，还造成租赁住房的人口生活和就业的不方便，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成本。

为了满足一种所谓的主观想象的城市政策，而造成更大的浪费，实际上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比如从事简单、熟练型劳动技能的人口同样需要相应的服务，寻找和他们收入水平平衡的服务，他们不可能去高端超市购物

而平衡与否，是动态变化中间直指结构问题、更偏于质量描述的概念。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方位和历史新起点的判断，对应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以这个思想来作为今后的行动指南。

经济体系如讲内涵，要处理一系列结构、机制优化问题，包括实体经济和金融之间怎么样更好处理结合互动的关系等。现代化经济体系，一定要坚持现代治理这一最浓缩的核心概念。

充分只能是相对的，现在的关键是把充分与否，作为一个动态变化中更偏于总量描述的概念放在平衡的后面，作为从属于不平衡问题的新表述的一个组成部分。实现强起来  历史飞跃的时代 对于新时代，概括起来应该是说，我们已经走过了站起来、富起来两个时代，而现在进入的是发展实现强起来历史飞跃的时代。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与社会主要矛盾一脉相承 以此分析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认识、新表述，后面的政策含义是十分清晰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是和前面原点性质的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认识内在契合、一脉相承而引出的。

这也正是追求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新发展理念所必须牢牢把握的关于矛盾主要方面的认识。对于我们这些年发展成就方面，须注意容易被渲染到不中肯的状态，我们要防范思想认识误区。

谈论经济体系，如果以为是到经济为止，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这是个系统工程，即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是怎样对接整个配套改革的攻坚克难和全面配套改革的问题。我们别无选择，必须以制度创新为龙头，打开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的巨大潜力空间，形成动力体系和供给体系转型升级的系统工程式创新，即以全要素生产率形成动力体系再造。

出奇就可能有巨大的风险，超常规发展处理不好就可能违背规律。全要素生产率不是指对所有供给侧要素等量齐观，强调的是传统要素支撑力下滑过程中间，怎样使科技和制度这两个供给侧要素的巨大潜力得到发挥的问题，这是为支撑我们能够在追赶-赶超的现代化道路上继续实现超常规发展，所必须抓住主要的供给侧关键要素。

守正是说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要遵循、顺应、乃至敬畏市场力量和市场规律，但出奇是说我们不可能简单照搬其他市场经济体的经验和我们以前探索市场经济的初步经验，而必须在创新开拓中寻求出奇制胜。在外界视角，现代市场体系与现代化经济体系，不可回避地要处理如何对接到社会和谐、生态文明，并对接到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六十条改革举措，最核心、最浓缩的认识是提出了现代国家治理，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诸多新变化中的两个不变 十九大报告里面有这么多的新变化，也特别强调了两个不变：一是我们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

按照时间表，要力争在实际上有很多困难的情况下，继续实现一些重大问题上的突破，在十九大之后得到中央进一步指导，争取2020年全面小康的同时，全面改革能够取得决定性成果，而这一决定性成果，可以给我们进一步提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2035年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充沛动力与后劲。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传承 现代化经济体系有一个传承。

十九大报告对中国发展历史方位作出了新时代的判断，明确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对新的阶段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判断。进入 贾康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十九大 现代化经济体系 。

六十条后面跟着反复强调的现代市场体系，十九大进一步扩展为整个经济体系概念，但基调仍然是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同时还要求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人的需求层次有逐步提升的规律，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既是不断发展的动力，又是对供给侧有效供给的压力与挑战。